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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,单田芳辞世

发布时间:2019-09-23 18:14编辑:民风民俗浏览(70)

    原标题:单田芳辞世,带走了“说书先生”的时代

    央广网北京1月29日消息 据中国乡村之声《三农中国》报道,说唱这一行,专门讲故事,评书、评弹,同宗同源。随着时代变迁、文化娱乐多元化,从事说唱这一行的,越来越少了。没有剧团再招评书演员,传统意义上的“评弹”也正在逐渐消逝。会不会有一天,没有人再说评书、没有人再会唱传统意义上的评弹? 《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》职业季今天播出第五篇:《说唱这一行》。采制:中央台记者陈蕾、景明。 江苏苏州,有一所评弹学校,这是中国唯一的单一曲艺种类的学校。吴静老师正在教学生苏州话,做评弹演员,这是第一关。 72岁的评弹艺术家金丽生,对这所国家投资、专门培养评弹人才的学校,又喜又忧。 记者:评弹学校的毕业生,每年有多少人从事评弹呢? 金丽生:每一届毕业生五六十人,真正进入团的最多十个,而且这些人今后还有一部分人要转业。 记者:专业评弹团是不是在萎缩? 金丽生:少了,最多的时候39个评弹团,现在大概10多个团,我对评弹今后的前景不是很乐观。 评弹,属于说唱门类,最初的形式是评话,只说不唱,后来加上了苏州的流行小曲儿,就成了评弹,又说又弹又唱。而北方的评书,和评弹同宗同源,一直保留了“评话”口说的特色。 “上回书说到,金宋两国在爱华山前展开一场殊死战斗。大金国四郎主金兀术带领四十万人马,兵至爱华山,在山内扎好营盘。” 这段书,刘兰芳最喜欢,张口就来,但很少说了。评书的影响已大不如前,没有剧团再招专业演员,刘兰芳说,若不扶持,这一行慢慢就没有了。 刘兰芳:我徒弟很少,我收的都是些老人,都有职业,再收来的徒弟,再找职业就不好办了,没有曲艺团了,上哪儿去啊。 评书和评弹一样,都起源于说故事。狭长的街道上,观众坐满街头巷尾,这是说唱艺人最早的从业环境。 上世纪二十年代,茶楼林立,说书人从街头走进茶楼,渐渐还有了专业书馆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有了收音机,评书广为传播、大师辈出。连阔如,擅长学马叫,得名“跑马连”;王杰魁擅用不同方言,街上大喇叭一出他的《七侠五义》,好多人不动了,车铃铛也不响了,人称他“净街王”。 五十年代,袁阔成大胆创新,撤掉面桌、醒木,全身动起来,成为新中国说新书的第一人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借助广播电台,评书风靡一时。刘兰芳、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,这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《岳飞传》、《白眉大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杨家将》,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。 2015年12月30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厅,久未露面的刘兰芳登台,只说了新编的段子。尽管年龄大了,为了北方评书还能活着,刘兰芳每年坚持说书100多场。老伴儿一路跟着,心疼。 王印权:我说刘兰芳你都71了,她说我还有20年呢才能退休,有些任务还得完成。 苏州珍珠弄5号,苏州评弹团,这里也是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业组织光裕社。200多年前,王周士创建光裕社,就是希望评弹事业能“光前裕后”。 盛小云,46岁,当代评弹大师,说起传承,心里是另一番滋味儿。她说,很怀念过去“跑码头”那种竞争环境,虽然苦,但那是必须的过程。 盛小云:方圆步行半个小时,有四五家书场,我也开书,你也开书,那我就跟你对垒,就看谁拼得过谁。那时候还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,但是,现在没有,现在都是政府包下来,不卖票了。 2006年,苏州评弹成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,不少乡镇有了公益书场,演员一场演出固定收入400元。书场有了,学校有了,就是没有了竞争。 记者:对职业的代代相传,您觉得会有危机吗? 盛小云:当然有危机感,因为演员没有竞争的话肯定出不来。 金丽生,做了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委,他说,奖评了不少,但高兴不起来。 金丽生:表面上搞评弹艺术节,演了三十几场,搞得轰轰烈烈的样子,表面很繁荣,其实,评弹演员的水平,真正好的是很少很少的,跟老一辈无法比的。 金丽生说,这个行当,需要信仰、信念。老一辈艺术家,要扬名立身,养家糊口,更重要的,是全身心热爱,当成一辈子的事业,下苦功,那种精神,现在没有了。 金丽生:到底有没有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方向,你有没有信仰,有没有自己的理想?这是关键。 金丽生感慨,评弹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被招到非曲艺单位唱评弹,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演员了。评弹的职业选择多元化了,从说唱这一行的现状来看,唱评弹的人不算少,但真正的艺术家后继乏人,传统意义上的“评弹”正在逐渐消逝。 评书,似乎连表面的繁荣都看不到。这是80多岁的单田芳,紧跟潮流,说书说起了流行歌曲,甚至和流行歌手同台表演。大师们不顾高龄,在努力创新,这情景不禁让人心酸。而86岁的袁阔成,甚至想用周杰伦的方式演绎《水浒传》,还没有尝试,就在2015年去世。几个月后,92岁的刘立福先生也走了。 刘兰芳:现在没几个了,单田芳,田连元,连丽如,就这些个,你再找还有谁啊?没有几个。 十多年没有收徒弟了,今年的正月十三,刘兰芳将再次收徒,她心里是存着希望的。

      从某种意义上说,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辞世,不啻宣告了从明清时代一直延续到最近的“说书人”时代正在走向结束。“说书先生”,作为一个极富时代特征的名词,或许即将走完自己的历史。

    繁盛家族

    在中国的诸多曲艺品种之中,评书其实是一个繁盛的大家族。所谓“评书”,“按,评者,论也,以古事而今说,再加以评论,谓之评书。”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元明时期的“平话”。 明代的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中描写明末清初说书人柳敬亭(今江苏泰州人)说武松打虎的情景:“其描写刻画,微入毫发,然又找截干净,并不唠叨,夬声如巨钟。说至筋节处,叱咤叫喊,汹汹崩屋。武松到店沽酒,店内无人,謈地一吼,店中空缸空甓,皆瓮瓮有声。闲中着色,细微至此”。他也经常在书场说书。他在扬州街头贴出几张小小海报:“柳麻子又来说书”,听众竟至趋之若鹜,能够连说数十日依旧满座。柳敬亭以其高深、精湛的技艺圈粉无数,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在评书发展史上的“祖师爷”地位。20世纪上半叶的评书名家连阔如先生在遗著《江湖丛谈》里说,评书的南北两支派,皆为柳敬亭所传流。

    柳敬亭之后,清朝初期形成了以扬州和苏州评话为代表的南方评话,与以北京评书为代表的北方评书这两大系统。《生涯百咏》卷三“说书”条记载,“一声尺木乍登场,滚滚滔滔话短长。前史居然都记着,刚完《三国》又《隋唐》”,清代书场之热闹于此可见一斑。

    扬州评话。

    在长江下游一带,成书于1795年的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十一记载:“评话盛于江南,如柳敬亭、孔云霄、韩圭湖诸人……郡中称绝技者,吴天绪《三国志》、徐广如《东汉》、王德山《水浒记》、高晋公《五美图》、浦云玉《清风闸》、房山年《玉蜻蜓》、曹天衡《善恶图》、顾进章《靖难故事》、邹必显《飞蛇传》、谎陈四《扬州话》,皆独步一时。”至于苏州评话则始终与苏州弹词并行发展,合称“苏州评弹”。其中的“评话”以说演历代兴亡战争故事为主,篇幅较长,俗称“大书”,弹词以儿女情长、悲欢离合故事为主,篇幅较短,俗称“小书”。传说清代后期的评话艺人陈汉章在苏州玄妙观附近书场说《三国》中的博望坡时,其掌号,击鼓,马蹄声,马嘶叫声,都很逼真,使人如临其境,吴侬软语之中却有雷霆万钧之力,此时恰有江苏巡抚(清代苏州为江苏省会)坐轿经过书场附近,竟然受惊跌倒。

    《扬州画舫录》。

    与此同时,“就以北派说评书而论,他们的门户是分三臣。三臣系何良臣、郑光臣、安良臣。如今北平市讲演评书的艺人,皆为三臣的支派传流下来的。三臣系王鸿兴之徒”。相传王鸿兴是柳敬亭的弟子,王鸿兴原来以说大鼓书为业,后经过柳敬亭的点拨,技艺大进,于是拜柳敬亭为师。王鸿兴在北京收了三个徒弟,安良臣、何良臣、邓光臣。王鸿兴去世后便由三个弟子立门户传授弟子,直至后世。到清末民初时期,京城中的评书界已然名家荟萃,书目繁多。当时,北京的天桥是曲艺创作与演出都很活跃的地方。这一时期公推的书坛领袖当属“评书大王”双厚坪和“潘记书铺”潘诚立。此外,擅长说《施公案》的老前辈群福庆,嗓子天赋好,字正腔圆,尤其以表演书胆黄天霸闻名遐迩,显出深厚的功力,江湖人称“活黄天霸”。以说《水浒传》誉满京城的徐坪玉,则因为他刻画武松这英雄人物生动形象,在业内赢得了“活武松”的美名。

    早期的评书表演场景。

    再扩大地域来说,在北方,除京津一带称作“评书”外,东北也有“评词”的叫法;到了南方,江浙和福建一带叫作“评话”,而湖北、四川等地则仍称为“评书”。之所以有“评书”与“评话”的区别,可能是江南和福建等地流行的各种评话,直承元明以来的“平话”的表演传统;而北方及西南地区流行的各种评书,主要是蜕化于鼓书“说唱”,或说由书目到表演,包括曲种称谓的形成,均受鼓书影响较深的缘故。由此究其本质,“评书”和“评话”实无分别。

    广播盛世

    在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的中国晚期农耕社会,评书艺人与他们的作品一样,在社会评价上近乎两极。一方面,在上层社会中,说书人历来是“人家看不起的”,据说“连家谱都不能上”。在知识精英眼中,说书人“思想之卑陋,文词之恶劣,令人脑晕心呕,只合酒肆茶寮,裸裎高踞,酒一杯,茶半壶,信口开河”,是所谓“吃空心饭的江湖朋友”。

   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在文盲率超过九成的乡村地区,说书人却以其博闻强识,堪比传道授业的师者。女作家菡子(1921-2003年)早年在溧阳(今属江苏常州)乡下时,经常听“一个正派而有学问的老先生”讲《水浒》和《三国》。数十年后回忆起民国年间的那段经历时,她仍然非常激动:“他清癯的脸,两眼虽不左顾右盼,但可以感到它们光芒四射。我有时把他看作前清秀才,听了《三国》,又把他比作活着的诸葛亮”。如此一来,在来到乡村献艺的各种艺人中,“唱戏的不叫先生,只有说书的才配叫先生”,所以也就有了“说书先生”这样的称谓。

    最初,地位卑下的“说书先生”们采用的是“撂地”的形式露天演出,后来才得以逐渐进入茶馆、书馆表演。近代的高科技——广播——的诞生则真正使得当代的评书进入了全盛时期。1937 年11月3日,北平电台首次实验推出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先生播讲的《东汉演义》,社会反响强烈,一时引得“千家万户听评书,净街净巷连阔如”。1950年6月25日,扬州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文艺节目中设置《评书》专栏,邀请扬州评话艺人供给故事材料,现场做直播表演。到了1979年9月,辽宁省鞍山电台播出了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岳飞传》,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,相继被全国17个省的63家省、市电台播放,形成“万人空巷听兰芳”的热潮,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“评书热”。

    刘兰芳《岳飞传》。

    与刘兰芳并称“北方评书四大家”的还有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。袁阔成以播讲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烈火金钢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长篇评书征服了全国听众。单田芳播讲的《童林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白眉大侠》等长篇评书同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。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杨家将》首开中国电视评书之先河,并在全国引起轰动。此后,他陆续推出的《小八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施公案》等多部作品在全国近百家电视台播出。

    单田芳《白眉大侠》

    袁阔成《三国演义》。

   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城市有线广播农村大喇叭的定点播放,尤其后来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,给了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。那时一大群人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、谈论。在20世纪80年代,许多市级电台评书的播出量甚至近乎达到40%-50%。其中,天津电台在原来《评书连播》的基础上,于1982年9月开办“中长书连续播讲”,扬州电台于1984年开办《广播书场》节目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于1988年7月开办了《长篇评书》节目。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,每日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“评书”,就如同当下人们“追剧”一般,其中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。

    急转直下

    这样的快乐可能只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。进入21世纪之后,评书(评话)已显颓势,南北两支最终却是殊途同归。苏州评弹虽然极早就选入了“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在许多场合被当作一种“文化名片”使用(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就选用了苏州评弹“茉莉花”);但在此类表演中,琵琶弹唱的“弹词”几成“评弹”代称,苏州评话(尤其是“大书”)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即使是盛极一时的北方评书,随着各类娱乐节目的兴起和广告的介入,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    苏州评弹(实为“弹词”)。

    对此,连丽如(连阔如之女)认为,广播、电视等新兴传媒的介入,极大地增强了评书的传播力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“害”了评书这门艺术。单田芳进一步指出,这与评书的形式和特点有关:“一个人、一张嘴,没有别的东西,形式非常单调。不像明星在台上唱一首歌,需要有灯光、服装、伴舞,看起来那么热闹。”除此之外,一部长篇评书一般都在一百回以上,而且部分评书甚至会有三四百回之多,以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剑》为例,它的总回目达到了400回之多,一回按25分钟计算,共需要花费10000分钟,也就是大约166个小时。不言而喻,对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年轻人而言,听完一部完整的评书可能变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奢侈。2016年时,为吸引“二次元”时代的年轻观众,王玥波曾经尝试播讲《火影忍者》评书,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,有观众吐槽,长达一刻钟的时间,却只说了漫画版《火影忍者》开篇不到3分钟的内容,“说得这么慢,哪年才能完?”

    《火影忍者》评书。

    如此看来,媒体之于评书,似乎是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”。广播的普及成就了评书的辉煌,电视与网络的兴起则令评书的境遇急转直下。只是,评书在新的媒体时代的转型的失败,真的就是一种必然么?

    恐怕,未必。

    东邻日本的“NHK(日本放送协会)”一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于每天早晨播送连续广播小说。最初是由播音员来朗读小说,后来演变为广播剧,再后来,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,这一传统节目改头换面转变成了今日的“NHK 连续电视小说”(“晨间剧”)。在每天早晨(8点)播出的“晨间剧”有着单集时间短、播出周期长的特点,如今一般是以每集15分钟、一周6集的形式,持续播出半年(约26周,156集左右),其播放时长与周期都显得很接近中国的长篇评书。早期的晨间剧有点像真人广播剧,台词较少,主要由旁白来推进剧情;这么多年过去了,尽管晨间剧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,这一从广播剧而来的旁白传统却延续至今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电视剧正是以现代媒介的方式,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“说书先生”的角色。电视剧编剧这种“且听下回分解”的高妙之处,就是在每集打一个结,始终抓着观众,这其实也是说书人烂熟于心的技艺。

    曾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晨间剧《阿信》。

    遗憾的是,中国的评书从未完成这样的转型——流行一时的“电视评书”无非是将表演舞台从书场搬到了荧幕上而已。人们始终无法将“说书先生”与电视剧的“编剧”抑或“旁白”角色联系在一起。尽管田连元先生仍旧坚信“只要人类还说话,评书艺术就不会衰亡”,“说书先生”这一行当的消逝,恐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

    作者:邢静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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